太昭宗政府
藏蕃古道“鹦哥嘴”
太昭，位于林芝工布江达县境内，历史悠久。据传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曾路经此地，“藏王壁雨石”至今尤存，其洞内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历史上，太昭也是青藏中道、青藏东道和川藏道的重要驿站。在清代，太昭盛极一时，店铺林立，是西藏经济、文化和交通的重镇，有“小八廓街”之称，拥有“万善同归碑”、“关帝庙”、“清军墓”等古迹。
藏王避雨石
关于“太昭”之名的来源，当地曾有三种说法：一说“太后召唤”；二说来源于当地石刻“太山石敢当”；三说源于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笔者曾多次对太昭进行考察，同时翻阅相关资料，认为“太后召唤”为附会之说，“太山石敢当”与太昭之名关联不大，唯源于尹昌衡最为可信，特略述如下。
清军墓碑
当地传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军至此，国内发生辛亥革命，慈禧太后昭谕返回。赵尔丰是清末名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名噪一时。另外，他力主强力靖边，面对英帝国主义染指西藏，下令川军进藏，其手下钟颖于1910年率部入拉萨。太昭又是当时重要的官道驿站，自然见证这一史实，故当地百姓有此附会之说。然此说经不起推敲，其一，现有资料表明，赵尔丰本人并未至过太昭，最远也就到过昌都，即当时的察木多。其二，慈禧太后逝世于1909年，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即使是川军进藏也是1910年之事。其三，随川军进藏的陈渠珍，根据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写就的《艽野尘梦》就反映了当时工布一带的情况，当时未有太昭之名，而为“江达”。“……午后三时抵江达。有汛官吴保林率塘兵及番官、喇嘛等百余人出迎。江达为西藏巨镇，人户及寺庙，约四五百户，百物咸备，素极繁盛。自藏番出兵，往来蹂躏，市街如洗，极目荒凉。”其四，根据《西藏交通史》记载，自清至民初，一直沿用“江达”之名，直至于“民国时期中央要员进藏线路图”中才有“太昭”地名出现，那已是1933年以后的事了。故太昭之名源于“太后召唤”不可信。
太山石敢当
至于与“太山石敢当”的联系，本人也认为不足信。据《工布江达县志》记载，“太山石敢当”是从江达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掘出来的。“太山石敢当”应为“泰山石敢当”，石敢当是旧时民间在街衢要道的路口或民宅宅基的墙根，特地设置的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在地上的小石碑，以此禁压不祥的一种习俗，是压煞禳灾的风水镇物。
太昭陈列馆
为何“太昭”之得名与尹昌衡有关最可信呢？其原因变有三：
第一，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1912年康藏叛乱，作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率军平叛，一路势如破竹，只用了三个月就稳定局势，本欲直取拉萨。但在帝国主义干扰及北京袁世凯政府软弱之下，被迫停止。至1914年1月原有边军11营分为三统，以路督战官刘瑞麟为全军统领驻巴塘，刘赞廷为分统驻宁静，彭日升为帮统驻昌都。这就是尹昌衡西征取成的成果。但尹昌衡及其军队并未抵达太昭，但他与太昭的渊源何在呢？
太昭古城
第二、尹昌衡在任川边经略使和领川边都督事时，改定了清末赵尔丰和傅嵩炑所置各县、设治局为府州县。其中，“……昌都府、太昌府，……并划有太昭一府，嘉黎、硕督两县” 。据考证，尹昌衡对川边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西康之‘昌都’（原名察木多），‘硕督’（原名率般多），‘太昭’（原名江达）各县，均因尹氏名昌衡，字硕权，号太昭，而定名。”所以，太昭之名源自尹昌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毕竟当时的边军或后来的西康省势力范围都未能抵太昭，太昭一府仅为虚设。为何一虚设机构的名称能为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沿用并为当地百姓认同呢？
太昭全境
万善同归碑
第三，尹昌衡自1912年7月经营川边始，至1913年11月1日告病假，到1914年1月3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尹昌衡留京另候任用”。他在川边的实际活动不到两年，但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事件的本身。首先，尹昌衡平叛康藏是维护国家统一之举，符民心、顺民意，自然得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拥护。再次，大军所至，声势浩荡，影响空前。既有北洋政府在舆论和外交上的支持，同时，“尹氏在前就驰檄告谕边藏人民，……共安反侧，图襄盛举，否则雄师所至，玉石俱焚云云，……”。平定川边之乱后，尹昌衡还进一步完善行政建制，添设了一些府县，太昭府就是其中之一。其三，尹昌衡征抚并用。北京政府“饬尹都严饬川边各军队，抚辑番民，保护僧俗人等。川边区域，严守前清末年界限，军队勿过江达以西，有扰害番民者，准其呈诉，当于审办”。于是尹昌衡以镇抚使名义西巡，安抚百姓，“奖励川边各投诚土司”，整顿军容吏治，镇压反侧。出现了难得的和睦相处，全边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另外，在远征的同时，也“派遣喇嘛劝谕，以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崇教之旨，侦藏番之情，必使之畏威怀德，倾心内化”。尹昌衡设立太昭府是代表中央行事，加之他本人的影响，太昭之名落地生根也在情理之中。（工布江达县文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