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西藏继内蒙古与新疆之后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其中固然有西藏地区本身地理环境恶劣、当时宗教势力强大、汉藏关系有些隔阂以及大国力量干涉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地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出于试图同西藏宗教上层保持友好关系的初衷与希望西藏地区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在“驱汉事件”和其它一些不友好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逐渐调整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和策略，并最终促成《十七条协议》的签署。在此过程中，刘少奇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与积极的作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西藏局势
早在1949年2月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前往西柏坡秘密访问的时候，毛泽东就对他讲过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毛泽东认为，西藏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2]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尽管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但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一鼓而进解放西藏。
在1949年7月以前，中共中央对主要依赖政治手段解决西藏问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3]然而，1949年7月怀有明显敌意的“驱汉事件”的爆发给中共领导人以极大刺激，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时间和方式。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对外郑重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任何侵略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它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4]
新华社的这一社论，实际上是针对西藏地方当局意图利用解放战争末期中央政府政权更替的“契机”、妄图分裂国家的图谋而正告其中共中央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但西藏地方当局却并没有理性看待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武装的巨大差距，反倒继续铤而走险，在“驱汉事件”发生3个月后，通过西藏“外交局”致电毛泽东，声称“西藏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过去与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求“不要将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5]随着西藏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改变了最初打算依赖“政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而越来越坚定进军西藏应该宜早不宜迟。毛泽东在11月23日发给彭德怀并转贺龙与刘伯承的电报中就明确指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6]同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班禅，对其在10月1日发来的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电报表示欣慰，对班禅所提出的，“希望西藏早日解放”的愿望予以积极回应：“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7]至此，中共中央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已经形成。
二、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对西藏问题的指导
刘少奇在1945年后，一直参与中央决策工作，帮助毛泽东起草中央文件。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仅秘书叶子龙每天从各地送来的文件电报和其它材料中挑选出来较重要的，需要毛泽东审阅批示的文件摞在一起就有5寸厚，以至于每天都把提前削好的15只铅笔都用的光秃秃的。[8]建国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就中苏之间能否签署一份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进行艰苦的谈判。在11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受命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代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9]在毛泽东12月6日出访苏联后，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则主要负责政府和外事方面工作，这一点从毛泽东逼迫斯大林重新签订更加符合中方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后，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处理条约具体事宜就可以看出。
西藏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迥别于中国内地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刘少奇对此十分了解，也因此较为重视对藏族宗教领袖的保护。12月26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10]后来的历史证明，班禅额尔德尼的通力合作，对西藏和平解放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除了对西藏政教界上层的统治工作，刘少奇对藏族群众也十分关心。1950年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藏民部落等少数民族事务问题给中共西北、西南两局时，刘少奇就指示：少数民族事务务必细心地注意处理，处理的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如此去求得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弄好关系，安定他们，然后再慢慢地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干部。待他们的干部成熟，情况了解，群众中有了准备，才能谈得上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11]无疑的，刘少奇这一份指示为日后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进藏干部、官兵所遵行，成为了顺利解决西藏问题的理论保障。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由于中苏双方在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上出现了僵持，毛泽东心情十分不悦，在1950年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前去拜访他之前的几天都一直闭门不出，取消了到苏联全国各地游览的计划。在同罗申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最近收到北京的报告，缅甸政府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英国和其它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12]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斯大林决定做出让步，双方约定第二天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布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的问题，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压在毛泽东心头的一块巨石落了地，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去思考如何推进西藏问题的解决。
很快的，毛泽东连夜起草并于次日凌晨4时给国内发来了指示进军西藏的电报，要求由西南局筹划进军西藏的任务：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争取在当年的五月份发兵西藏。[13]接到中央转来的电报后，刘伯承与邓小平很快做出回应，制定出了具体的进藏安排，并保证到9月份时占领全藏。[14]
1月2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军西藏及有关问题的指示，同意西南局于18日提出的进军时间表和未来西藏工作委员会的人员构成[15]，并对中共西北局和西南局在解决西藏问题的工作上做了分工，命令西北局对刘邓提出的、希望西北局负责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玉树至甘孜的公路以及调查玉树飞机场的情况等要求做出配合[16]。尽管刘邓对进军西藏当时做出了比较乐观的判断，“我们大体上确定于2月底完成准备，3月初出动，3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4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月间占领昌都；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6月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17]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匪乱十分严重，西南局在2月28日电告中央：“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反革命武装川东约有3万人，川南区约有2万人，严重影响了公粮的征收；……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18]就此情况，刘少奇代表中央督促西南局：由于土匪骚扰及粮食困难，十八军入藏计划，不能不稍稍推迟，中央和军委同意你们的各项布置。但现在不能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的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十八军在蓉雅间大体完成肃清土匪任务后，应分批设法前进，现在进到雅安之两个团则应向甘孜前进。[19]
当然，刘少奇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政治手段来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西南局于2月24日提出，在成都有一位法名叫志清的法师同西藏政教首要关系友善，且愿意秘密赴西藏说服达赖集团，使达赖同意通过协商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请示中央此议是否可行。刘少奇第二日即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西北局也要寻访此类人物派到拉萨做说服工作。[20]
三、毛泽东回京后刘少奇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计献策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回到了北京，刘少奇与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车站迎接。与此同时，西南局派军入藏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3月10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并转西北局，询问西北局达赖二哥、青海塔尔寺的当才活佛是否愿意前往拉萨劝说达赖回到人民一边。邓小平意在双管齐下，加速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邓小平在3月26日同刘伯承联名致中央电中提出：鉴于西藏人民大众生活非常贫苦，解放军在慎重处理政权、宗教问题时，应考虑如何发展人民大众的生产，照顾其生活；同时，解放军到康藏时的衣食，特别是粮柴困难，甚至因此可以引起藏民反抗；只要（有）一面就地发展粮食和燃料的生产，以求自给，另方面也须发展后方交通，以资接济。[21]可见，西南局的意见与刘少奇的态度不仅高度一致，更是将刘少奇的民族统战思想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化。
解放前的西藏经济十分落后，交通条件极其恶劣，但刘少奇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中共和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解放台湾、西藏与肃清土匪、特务等。[22]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它条件不成熟，也不能进行重大改革。[23]一个星期后，刘少奇就将其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送交毛泽东等领导人审阅。该指示将毛泽东的讲话系统化，对部分下级党委提出批评并严令各级党组织与军队：最近由于若干下级党委和干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慎重，……妨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实施。为了在今后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中央认为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必须遇事向上级报告和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因而引起事变者，应该认为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事件并应受到应有的处分；此外，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不得各中央局和中央的批准，各地党委不得在少数民族的人民中提出这些改革和发布有关这些改革的决议和口号，并不得在报纸上进行有关这些改革的宣传煽动。又，在回族的伊斯兰教民学校中及藏民的喇嘛教民学校中暂时亦不要教社会发展史中猴子变人的课程，以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24]
在中央的领导下，第十八军于1950年10月6日进击昌都，20日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昌都攻克。昌都战役的胜利震动了全藏，西藏形势开始向着更加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四、刘少奇积极筹划西藏和谈代表团进京谈判、签署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0年11月17日，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但西藏上层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上仍有摇摆。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也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并递交了印度政府致中国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指责中国“侵略”西藏。面对印度的干涉，毛泽东于10月28日指示外交部，要求中国驻印使馆在解放西藏的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告知印方，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25]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要加快西藏和平解放的进度，加紧督促西藏和谈代表团赴京谈判。
由于朝鲜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尽管志愿军作战部署等问题牵扯了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很多精力，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忽略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由于昌都战役已取得完满胜利，中共中央将工作重点转回了统一战线上来。1951年2月1日，秉承毛泽东的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致信达赖喇嘛，向其转达了毛泽东对其在西藏执政的祝贺，承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合法性；并再次强调“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是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
获得中央政府承认后，达赖喇嘛提出了五项和谈条件：“中国人民政府”可以派官员到西藏查明是否存在英美强权；“要求中国人民政府今后不要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西藏过去没有同外国人勾结，今后也不会勾结”；在受到侵犯时，西藏“将按照汉藏固有关系只向中国政府要求援助，那时请汉政府给予帮助”；“要求已进驻康区和阿里的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要求“中国人民政府”“从现在起请勿听信谣言”，避免“和睦关系遭到破坏”。[26]
达赖喇嘛提出的条件，中共中央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就连被达赖任命为首席和谈代表、和谈代表团团长的阿沛·阿旺晋美都表示达赖喇嘛的五项和谈条件不切实际，提出：“藏方当局无接受我军入境的诚意，如藏方仍以五条件令其赴北京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而不愿就任代表团团长赴北京谈判。就此问题，刘少奇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我们研究西南局及袁大使[27]历次来电，证明阿沛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认为仍以说服阿沛来京谈判为有利”。在电报中刘少奇还就西藏当前形势做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如果能够向阿沛讲明中央的对藏政策，再由他转达，亚东和拉萨都可以稳定。有利于促成达赖派谈判助理进京谈判；即使谈判不成，也可以在适当时将谈判过程公布，可以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有利于我前线部队和组织进行宣传的活动；不要让阿沛滞留昌都，可以避免对方怀疑我方的谈判诚意和制造挑拨借口。最后刘少奇十分笃定地指出：“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会动摇；故缓兵之计无任何作用，且我已公开告诉印度大使，如达赖逃印将失去在西藏的一切地位，无碍我军解决西藏问题，只会在中印外交上蒙上阴影”。在电报发出之前，关于请阿沛赴北京一事，刘少奇已经同西南局协商过并达成了一致。收到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就批示：“同意这样做”。[28]
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定决心和合理部署，达赖喇嘛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与班禅额尔德尼及其堪布会议厅一行于4月间相继进京，开始和平谈判。谈判期间，刘少奇多次陪同毛泽东接见西藏代表，宣讲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以消除各种误会和顾虑。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署。次日，刘少奇等出席毛泽东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而举行的晚宴，席间与阿沛·阿旺晋美为协议的签署、为汉藏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以及和平代表团代表们为和平谈判做出的努力碰杯。[29]至此，西藏再次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无疑的，尽管刘少奇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和进军西藏的具体执行者，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思想与毛泽东是契合的。刘少奇坚定地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意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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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冠群：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liguanqun2016@sina.com,15996216573.
[2] 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68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并吞中国的领土西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新华社社论）”，《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 王茂侠，《邓小平与西藏工作——从和平解放到改革开放》，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6] 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7]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朱德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8] 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21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2、233页。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12]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转引自：沈志华、李丹慧，“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对进军西藏的意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15] 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军西藏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问题”，《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0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军西藏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问题”，《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8] 同上，第284页。
[19]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1页。
[20] 同上，“中共中央同意派志清法师说服达赖集团同中央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电报”，第534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一九零四-一九七四》（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04-906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
[23] 毛泽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24]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9、220页。
[25]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袁仲贤关于同申健谈西藏问题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27页。
[26] 详见：刘少奇、周恩来，“关于西藏问题近期处理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41页。
[27] 即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28] 刘少奇、周恩来，“关于西藏问题近期处理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40页。
[29] 刘洪顺，“刘少奇与西藏和平解放”，《党史博览》，2011年第10期，第7页。